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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smb 30 ngày:为什么环保主义者总爱偷袭名画?

时间:1个月前   阅读: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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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 | 青年文化组

作者 | 木子童

编辑、制图丨渣渣郡


本文首发于年轻内容公众号“那个NG”(ID:huxiu4youth)。在这里,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、故事和态度。


最近,世界名画频遭“恐袭”。

 

前两天,继莫奈和梵高之后,又一幅马克杯和帆布包上的常客被袭击,这一次,轮到了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。

 

袭击者把自己的脑袋黏在了少女脸颊旁,当然,是隔着保护玻璃。

 

短短两周之内,3幅名画接连遇袭,谁也不能再把这件事当偶发个案来看。

 

实际上,与我们曾经的印象正相反,这不是哪个嬉皮士在大麻浴缸里想出来的歪点子,也不是模仿犯罪,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攻击。

 

它与上百起极端环保主义行动一起,共同组成了一个横跨十一个国家和地区,更为庞大、冷静、持久的行动计划。

 

计划的名字叫做“十月起义”。


 


在计划展开之前,没人预料到这次“环保战争”会如此旷日持久。

 

这个十月,在气候应急基金(Climate Emergency Fund)的资助下,11家年轻的新锐环保组织在全球四处“点燃持续性的、破坏性的战火”。

 

它们包括英国的“停止石油”(Just Stop Oil)、德国的“最后一代”(Letzte Generation)、美国的“宣布紧急”(Declare Emergency)、澳大利亚的“防火澳大利亚”(Fireproof Australia),以及多个欧洲国家的本地组织。

 

 

建立初衷不同,但此次行动目标很一致——

 

用最烦人、最具话题度的办法,卷入更多人,让公众不再只是承认气候变化(look up),而是为遏制气候变化做出具体行动(step up)。

 

10月14日发生的《向日葵》番茄酱刺杀,是这一系列行动中最为出圈的一次。

 

不过“十月起义”远不止简单的艺术品袭击。

 

实际上,根据行动日历,他们在十月甚至能领全勤奖。


图丨“停止石油”官网,文字由谷歌翻译


10月1日,数千人封锁了滑铁卢、威斯敏斯特、兰贝斯和沃克斯豪尔的4座桥梁,他们席地而坐,致使伦敦市中心交通近乎瘫痪。

 

10月2日,他们还在,试图通过滑铁卢桥去上班的英国人,甚至可以拎着三明治加入公路野餐。



接下来的几天,他们陆续切断了议会广场、通往兰贝斯桥方向的道路,以及特拉法加广场、皮卡迪利广场和白金汉宫附近的购物中心。

 

但凡你要路过伦敦市中心,就不可能看不到这群身穿亮橙色工程马甲的示威者。

 

人多时,他们静坐,人少时,他们用胶水把手掌黏在柏油路上,或者用U型锁把彼此的脖子锁在一起,形成极为难以移除的人体路障。

 

 

10月14日,番茄酱事件将“起义”推向高潮,与此同时,环保主义者挑衅到了警察家门口,给新苏格兰场用油漆换了个醒目的新配色。

 

 

此后,喷漆小分队还突袭了高档汽车陈列室、哈罗德百货和化石燃料游说团体总部,所过之处,一片橙色狼藉。

 

 

当然,也不忘与艺术联动。

 

10月23日,4个环保活动家在艾比路口,模仿凝固的披头士乐队唱片封面。

 

 

10月24日,潜入杜莎夫人蜡像馆,给刚刚登基的查尔斯国王糊了一脑袋巧克力蛋糕。

 


今天,行动仍在继续。

 

不止英伦一地。

 

10月17日法甲联赛,法国巴黎圣日耳曼主场,一位极端环保主义者冲入球场,试图把自己锁在门柱上,但没能成功。

 

10月24日德国,莫奈的《干草堆》迎来两桶土豆泥。

 

 

多家百货公司被袭击,牛奶倾倒一地。

 

其他多国,针对石油公司、银行和主要交通道路的袭击遍地开花。

 

如果仔细观察过其中一次行动,你会为他们的专业性和训练有素而震惊。

 

莫奈的《干草堆》被袭击时,一切发生得安静而迅速。

 

泼土豆泥,涂胶水,反手跪地开始演讲,从暴起突袭到尘埃落定,全程不超过十秒。

 

博物馆保安只来得及问出一句:“HELLO?”

 

 

路障行动中,每一组行动者都配备“谈判专家”——她们通常是女性,因为不太容易被路人暴打——负责和警察谈判,向路人解释制造麻烦的动机,尽可能拖延示威的有效时长。

 

被强行拖走时,行动者尽量放松四肢,让身体形成醉酒般的绵软状态,根据他们接受的训练指导,这种状态下,人的手感最沉重。

 

 

事后,还有专门的法律支持部门为被捕的成员提供法律援助。

 

统一的视觉、统一的行动,以及可复制的流程,“十月起义”如同一支装甲精良的正规军来势汹汹。

 

除此之外,吸纳了许多年轻人的领导层,还熟谙当代媒体传播特性。

 

他们深知,在报道名画袭击时,媒体一定不会说“梵高名画被隔着保护玻璃泼了番茄酱”,而会截取更为耸人听闻的片段——“梵高名画被番茄酱毁掉了”。

 

只要找对行动的方式方法,不愁媒体不凑上来做传播的东风。

 

于是出新出奇,每一次行动都比上一次更离谱。

 

结果火到即使远隔重洋的我们,都热情地参与到谴责和声讨中来。

 

这使得“十月起义”成为近年来,唯一成功在国际层面破圈的大型环保行动。

 


看过上述环保主义者的行动,带入自己是个着急通勤,打不上卡就要扣钱的上班族,难免心头火起。

 

这些天,参与“十月起义”的环保团体没少挨骂。

 

公众无法理解,冤有头债有主,想要遏制气候危机,不去找石油公司、高碳排企业谈判,不去研究新技术,伤害无辜的名画和普通平民有何助益?

 

对于这些荒谬、无礼、给人添麻烦的行为,客气点的,称一声“疯子”、“蠢货”、“神经病”。

 

不客气的,直接用“环保恐怖主义”定性。

 


被环保主义者按头关注气候危机,如同被素食主义者强迫吃草,过界的冒犯,催生了强烈的愤怒和抗拒。

 

人们讥笑泼番茄酱的环保少女,用化石燃料产物染发。



面对没完没了的路障,暴躁老哥大打出手。

 

对那些站上运油车顶的人,他们热情祝福:

 

“祝你现在就掉下来摔断你那该死的脖子!”

 

“赶紧去他妈的找个工作!”

 


 当有环保活动家爬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桥顶部,阻塞当地交通时,甚至有人对准他的位置放烟花“助兴”。



坊间还流传起“反串”阴谋论,因为“气候应急基金”的资助者中,赫然有两个显赫石油家族的继承人在列。

 

一个是Aileen Getty,她的祖父是盖蒂石油公司创始人,她目前已向该组织捐赠100万美元,并计划在未来再捐出3000万美元。

 

另一个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丽贝卡·洛克菲勒·兰伯特和彼得·吉尔·凯斯,洛克菲勒自不必说,正是靠着标准石油公司,成为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。

 

阴谋论者怀疑,一系列极端环保活动,都是石油大亨的自导自演,搞臭环保议题,就可以反向提升石油形象,一本万利。

 

对此,凯斯回应道,自己从未隐瞒过捐赠记录,不该把祖辈发家的刻板印象强加给后人:“是时候把精灵放回瓶子里了,我觉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道义上的义务,你不这样认为吗?”

 

但许多人出于对富人朴素的不信任感,依然固执己见。

 

Aileen Getty身着环保组织“反抗灭绝”(XR)夹克, 与戴安娜王妃等名流

 

更糟糕的是,被放花的封桥行动,造成两名女性身亡。

 

她们在另一条公路上遭遇严重车祸,但交通阻塞导致救援车辆无法及时赶到,最终不幸丧生。

 

“你们也许不是故意的,但你们的手上已经染满鲜血!”

 

愤怒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,把环保组织钉在了杀人凶手的耻辱架上。

 


警方和政府也在积极采取限制行动。

 

环保组织“反抗灭绝”(XR)一度等被写进英格兰警方用于“预防”恐怖主义的培训手册,和“纳粹”一样成为重点识别对象,虽然遭到抗议后,警方很快表示搞错了,但其警惕之心从未减弱。

 

上周,内政大臣苏拉·布雷弗曼(Suella Braverman)宣布,将授予警方新权力,以采取更“积极主动”的方式应对气候活动家所青睐的新型策略。

 

包括将“禁止锁定”列入政府的公共秩序法案,防范气候活动家使用胶水和U型锁延长曝光时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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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时俱进的严密审查导致环保人士的合法活动空间一步步缩紧。

 

自4月1日开始活动以来,仅Just Stop Oil一个组织,就有1880人次支持者被捕,目前有7人在狱中。

 

部分被捕人士

 

外界情况看起来很糟糕,但参与“十月起义”的环保组织却甘之如饴。

 

甚至可以说,这些新兴环保组织正是在故意招人讨厌。

 

他们发现,再没有比激起愤怒更好的,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方式了。

 

袭击《干草堆》时,肇事者大声质问:“难道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都不如一幅画上的土豆泥值得关注吗?”

 

事实的确如此。

 

别说远在未来的气候危机,就连以人命为代价的“死谏”也翻不起半点水花。

 

2019年,美国律师、气候活动价Wynn Bruce在美国最高法院外自焚身亡,那一天,是世界地球日,他希望以身死唤醒民众对气候危机紧迫性的认知。

 

 

无独有偶,一年前,著名民权律师、环保倡导者David Buckel在布鲁克林自焚,同样是为了抗议气候变化危机中人类的集体不作为。

 

但他们在烈火中的呐喊,没能传出多远,就淹没在娱乐新闻和明星八卦里。

 

三年后的今天,我们甚至不再记得,曾经有人为此丧生。

 

在“十月起义”前,环保活动家曾策划过许多更加有针对性、不打扰公众生活的抗议方式。

 

比如策反石油大亨壳牌公司员工。

 

在壳牌大楼下,撑开消防网,鼓励壳牌员工赶紧“跳”槽,远离这家罪恶的公司。



蹲在公司门口点名,指名道姓地要求那些正在助长石油使用的关键人物尽快收手。

 

 

还联合招聘软件,发布了名为招揽,实为策反的招聘需求。

 

 

再比如针对汇丰银行的“快闪袭击”。

 

环保组织认为,汇丰银行一面大力投资石油项目,一面标榜环保成绩,表里不一,因此他们在股东大会上,侵入会议现场,合唱“钱,钱,钱”,迫使会议主席无奈终止演讲。

 

 

以上策划不可谓不新奇,不可谓不有趣,而且针对性明确。

 

但遗憾的是,它们就像过去所有的政府游说、签名和游行一样,没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,只给这些巨头造成了些“时下的小小麻烦”。

 

即使是更具公信力的科学家群体也感到绝望。

 

今年4月,来自26个国家的1000多名科学家集体走上街头,身穿研究服,把自己锁在白宫围栏和摩根大通银行的大门上,在皇家学院张贴气候危机论文,用人造血浆涂抹西班牙国民议会的门面。

 

他们举着喇叭大声道:

 

“世界上的科学家正在被忽视,气候危机必须被停止,我们将失去一切,我们不是在开玩笑,我们没有夸大其词。”

 

时称“科学家叛乱”。

 


迫使这群原本理智沉默的研究者走上街头的,是长久以来的系统性忽视。

 

45岁的布里奇沃特市议员、电气工程师理查德·摩根说:“我正在尽我所能,通过我可用的一切手段来解决气候和生态紧急情况,但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选择。”

 

早在200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,就已经有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对未来气候变化提出警告。

 

但尽管200年间,新的研究和数据不断重申这一警告,人类社会却并未能及时做出改变。

 

一些科学家沮丧的发现,他们继续坐在实验室里测算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,证明气候危机的急迫性毫无意义,因为人类早已了解这一点。

 

他们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,在认知与行动间真正横亘着的,是巨大的经济发展惯性,和拒绝接收警告的装睡社会。

 

于是他们选择走上街头,变得聒噪而讨厌,其中一位说道:

 

“我们不是试图在这里交朋友,我们在这里试图改变。不幸的是,这就是改变发生的方式。”

 


人人都知道,环保是必要的,但如“十月起义”般激进到近乎“恐怖袭击”的环保活动,依旧令人有些戒惧。

 

今年,他们密集的行动,隐隐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焦虑。

 

普通民众很难理解,这种火烧眉毛般的焦虑感从何而来。

 

毕竟今年只不过是山火洪水多了点,严寒酷暑极端了点,并没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大危机。

 

但对于气候活动家来说,时间确实紧迫,因为他们的日历牌上,有一条最后的红线。

 

 

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(IPCC)发布的最新报告,要想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.5摄氏度以内,温室气体排放必须“最迟在2025年之前”达到峰值。

 

否则全球变暖将突破临界点,成为不可逆趋势。

 

2025年就是气候活动家倒计时的终点,他们相信,人类将在那一天迎来“末日审判”。

 

而现在,各国迟缓的气候改善政策,离获得天堂入场券明显还相距甚远。

 

不仅没有进步,还有倒退的迹象——俄乌冲突带来能源供应危机后,欧洲各国纷纷不顾国际能源署暂停所有新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建议,开始颁发新的石油开发许可证。

 

对此,气候应急基金执行董事Margaret Klein Salamon沮丧道:“我们必须承认,行政和媒体,正常的系统已经失败了。”

 

不满者把热汤泼在市政大楼前


不仅焦虑,而且气候活动家正在把焦虑转化为更为泛化的行动。

 

他们在法庭上呐喊,除非政府把“非暴力公民对抗”列为死刑,否则绝不停止行动。

 

计划到2023年春天,要把参与活动的人数扩展10倍,发展10万人走上伦敦街头长期示威。

 

除了焦虑驱使外,迄今为止的活动成果也令他们对扩大行动充满信心。

 

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,“十月起义”式的激进环保行动不仅有效,而且效果好得出乎意料。

 

通过与“绿色和平组织”等传统环保组织相比较,研究者发现,新兴环保团体在“每花一美元能从大气中减少多少碳”的投入产出比上,表现要高出6-12倍。

 

 

与社交媒体的嘲弄正相反,激进行为并没有疏远普通民众,反而拉近了与中间层的距离。

 

当公众了解到由于玻璃保护,名画并没有被破坏时,一度跌到谷底的好感触底反弹,愤怒消散,更多人开始好奇他们究竟为何要这样做。

 

根据YouGov民意调查,“停止石油”在今年4月的极端行动中,获得了数百条新闻报道,当日63%的头条,58%英国成年人支持他们关于停止所有新石油许可的诉求。

 

到了10月,对于他们非暴力破坏性抗议行动的支持率上涨到了66%,涵盖三分之二英国人。

 

正如另一篇研究所指出,某个政治议题上出现极端声音,有助于扩大该主张的受众。

 

因为极端声音的存在,会让同一光谱上偏中立的意见,看起来更加温和、更容易接受。

 

 


一系列正向反馈带给气候活动家一种错觉:他们是掌握真理的圣徒,正在向世人播撒末日救赎的福音。

 

而这,恰恰是最令普通人感到不安的一点。

 

无可否认,“环保”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议题。

 

德国“绿党”,30年前创始时还风雨飘摇,如今已经是足以左右德国政坛的第三大政党。

 

但越来越理想化、宗教化的环保议程令人恐惧。


因为,神性的“无缪”恰是失去理性的开端。

 

在街头的抗议活动中,参与者被要求遵守严苛的戒律,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,在他们脸上,你经常能看到殉教者般平静的神情。

 

 

殉教者的可怕在于,今时今日,他可以把环保理想置于自己的性命安危之上,未来的某一天,就可能同样要求别人,以同样的道德标准奉献一切。

 

绝对正义里,世界的容错率被抹消。

 

不管是近在眼前的冬季能源短缺,还是能源产业链上数百万人的生计,都在更宏伟的末日目标下变得模糊,优先级降低,成为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小问题。

 

当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目标时,殉道者是否会要求更大的牺牲?

 

当涂抹番茄酱的小手段被公众熟悉,殉道者是否会为了更大的新闻关注,真的拿起刀片,对名画下手?

 

“极端”是一条射线,没有人知道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。


环保组织的下一个激进行动:一个人的叛乱

 

《奇葩说》一期节目,非常适合做今天故事的结尾。

 

辩题是:美术馆着火了,一幅名画,一只猫,只能救一个,你救谁?

 

当时,正方的黄执中选择救名画:不是因为冷血,而是“你的认知越高,听到的哭声就越遥远”。

 


而反方的李诞用谐谑破解了“远方的哭声”,他说道:远方的哭声当然也很可怜,但近处的哭声你都不管,你管得了远方的哭声吗?

 


名画之于猫,正如环保之于你我,究竟是远方的哭声更重要,还是近处的哭声更棘手呢?

 

这个问题无法回答,也无需回答。

 

因为,世界上有很多种正确,唯独没有唯一的正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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